我要搜索加入收藏联系我们

您当前的位置: 网站首页 > 六十校庆 > 校友风采 >

校友回忆文章——《忆黄中,最忆秋雨舞梧桐》

来源: 作者: 时间:2018-11-20 浏览次数:   

校庆活动标题条.jpg

忆黄中,最忆秋雨舞梧桐

79届 郑平

四年前夏末秋初一个普通日子,阳光不算太灿烂,气温不高不低,正是上课的时间,像其他校园一样,黄中安静得像未被游客惊扰的庙宇,让人不由自主地屏气静息,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什么。我、魏东、袁秀敏、王桂花、汪月玲、李国强六个当年的同班同学散散荡荡,不紧不慢穿越操场,两男四女。当年如果我们这几个人这样在学校里晃晃荡荡,会怎么样?忘了是谁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几个人全都愣住了。

 “当年”——指的是我们还是这个校园的学生的年份,不用掰手指就能脱口而出的将近四十年前——那是男生跟女生单独说句话就跟做贼一样紧张而心虚的年代,那是跟暗自心仪的异性不期而遇时心要跳出嗓子眼的岁数。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一天我们敢大摇大摆在校园里招摇过市,当然也更是做梦也想象不到这一天的到来居然是在近四十年之后。

几个人感叹了一会,各自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淡忘了。我是从北京回来的,魏东和袁秀敏一个在安庆生活,一个已经安居在祖籍东北,几十年没回过黄中也算正常,而其他几位现在都在县城安家,十多公里不算远,说起来居然也是多少年没进过母校,让我有些意外。六个人都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黄中,算是根子最正宗的老黄中了。六个人站在校园正中,四下张望,希望多少能依稀辨认出一点当年的影子,印证一点自己记忆。指指点点,然后又一一否认,四十年了,当年亲手种下的梧桐都挪了多少次地方了,哪里还有当年的模样?

 

愚公移山,改造黄中

整个黄铺镇都是依山势而建,自西向东而降,黄中在黄铺镇的最东边,自然也是全镇的最低处。我们刚进校的时候,校园的地势比较原生态地保持着所依托的山形走势:西高东低,站在西端的大门看学校,基本上是俯瞰,不大的校园一览无余。上地理课的李松旺老师(亦任当时黄中政工,学生称李政工)讲到中国地形特点时,喜欢拿校园做比方:手往窗外划拉个弧形,颇有气势的牌楼口音抑扬顿挫:西高东低,呈梯级分布,我们黄中的校园,就是伟大祖国的缩影。

不过校园毕竟不能做地理课的沙盘,斜坡多有不便,比如体育课时一个篮球滚出球场,如果不赶快去追回来,它能循着重力加速度规律越滚越快,可能最终直接从校园最低处的东北角的后门滚出去,钻进校门外的菜地里(那菜地也是我们学校自己的,学生自己种自己浇水施肥)。所以后来学校下决心平整校园——削低西高、垫高东低,简单说就是用西边高处的土填补低洼的东边。那时候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土机挖掘机之类的机械那时候都是墙上的社会主义明天的物件,劳动工具是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锹锨锄镐扁担畚箕,时间也很充裕,每个年级每个星期都有半天劳动课。

当时的司务长(好像是这个头衔)是郝皖潜老师,长得敦实粗壮,走起路来脚板踩得咚咚直响,一年到头都红着个眼,看着老是像刚喝了几两,老师同学背地里都只叫其外号“郝蛮佬”。郝蛮佬的动员颇有气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你们现在还小,改造中国还做不到,就先从改造黄中做起。现在想来,如果没有郝蛮佬这么一位蛮干但却实干的司务长,这项工程大约最终是完不成的。不论轮到哪个班级上劳动课,他都是全程监工兼领工——像个勤恳朴实的农民一样领着干活之余,骂骂咧咧四处支应:这儿不合格,那儿是糊弄事儿,完了总会跟一句地道的土话:你在家做事也这样鬼打胡扬么?没有学生上劳动课的的时候,郝蛮佬自己就拎着个铁锹在工地上转。据说,一位学校附近的村民从学校工地上顺了几块砖回去垒鸡窝,他堵在人家门口整整一天,有话没话找茬聊天,烟一根一根递给人家抽,硬是把人家臊得脸上挂不住,拆了鸡窝把砖送回来了。

老师们跟学生一样,轮到自己班级劳动时,也挥舞工具上阵操练,而且个个实诚,真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不惜力不耍滑。班主任数学老师陈自明是位女同志,当时大概三十四五岁的样子,好不容易刚刚结了婚,结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了喜,但是带着学生劳动时不小心伤着了,流了产。听说陈老师因此后来终身未育。后来同学老师相聚,每每提及不胜唏嘘。

大约前后干了一年多,斜坡上校园还真整成了一块平地,学校也因此有一条200米的跑道,有了跑道,自然就可以正正经经开运动会了,第一次看到白石灰画在煤渣上的道线,我们眼中的校园突然有些高大上的感觉了。

 

当反潮流成为潮流

我是1974年从黄铺小学升入黄铺初中的。就在我们升初中的前夕,北京出了个黄帅,这个跟我们同届的五年级女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批评老师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各级学校的学黄帅反潮流的政治运动。

我们升入初中接受的第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写大字报批判师道尊严,而且要结合实际。结合实际就是要批判老师,刚升学的我们连班主任都不熟,能批谁啊?我们几个从黄铺小学升上来的同学一商量:批小学老师吧,反正都还在一个学校。于是,小学时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说话比较直率的黄铺小学校长查纯粹老师首当其中,成了第一个名字上墙的批判对象。由于没有什么可以上纲上线的“反动言行”,只好挖空心思找由头,查校长不幸因病留下的腿疾也成了我们大字报的内容,说他一瘸一跛的样子像电影中的特务。

荒唐与疯狂成为一种社会疫情的时候,无知的少年们免疫力是最低的。有一段时间里,大家几乎天天都在琢磨和讨论该给哪个老师贴个大字报、该给哪位领导写篇警告“檄文”,那是任务,跟每个星期要交一篇革命日记、写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一样,按日子打卡交货。渐渐模糊的记忆中,我们好像前后批过爱穿花裙子的李延玲老师(四川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批过卷发留小胡子的薛央振老师(上海人)“崇洋媚外”。不过薛老师脾气暴躁且不计后果,一把把浆糊还没干的大字报撕下来,用上海普通话骂道:“小赤佬懂啥?阿拉头发自来卷有啥办法?”

现在想来,幸好当时的黄中政治狂热还不是十分严重,当时的学校老师和领导大多也是出于应付大形势的需要,没把我们这些混小子的批判揭发太当回事,若是有老师因此遭遇政治和职业前途的厄运,我们的罪过可就大了。后来读过很多回忆类文字,每每看到类似的情节,不由得后脊发凉心有余悸。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按理说,“被‘四人帮’耽误的一代”尾巴上的我们,如今回忆起往事时应该痛心疾首才对,但实际上,随着年代渐久,在时代和社会的荒唐与个人青春里必然的懵懂与草率之间,已经很难找到明显的界限了。去年,当年的风云人物黄帅病逝。当这个名字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时,很多人都表示应该把一个时代的罪错与个体人性的暴虐区别开来。非常庆幸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文化的风雨,我的同胞们理性和成熟起来了,也非常庆幸我们这一代人见证并亲历了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成熟和理性的过程。

说来也巧,黄帅事件三十年后,我的女儿成了黄帅母校北京中关村一小的一名小学生。我给女儿讲过黄帅的故事,讲过黄中的故事,讲过一个疯狂时代里个人的无奈,也讲过什么叫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慢慢由中年而老年,心头越来越强烈地有一个念想:如果有可能,请给我们一个机会,当面向那些当年被我们伤害过的老师们深深鞠上一躬,亲口说一句对不起——在那个当好老师比混日子要难得多的年代,是他们用好人的善良和老师的本能,在我们横冲直撞的青春岁月里,艰难而坚决地竖起了一盏又一盏照路的灯,让我们看见了来路,也躲开了陷阱。

 

手写仿宋、手抄本和知青点

19769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四,头天是中秋节。下午正上课时,校园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了,通知全校师生马上在操场集合,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于是课没上完大家就扛着凳子在操场上按班级坐下。毛泽东主席去世的消息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形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发布的。当时电视在国内极为罕见,电台是最快捷和权威的公共传播平台,播音员夏青老师声音低沉,节奏滞重,悲不闻泣,痛不断声,很多年后我从事电台的主持播音工作时,这段音频一直作为经典教材,无数次聆听学习,而我总也想起那年那月那日在黄中操场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情景。

消息不但突然而且意外——“毛主席万岁”啊,一生最早认识的就是这五个字,被我们喊万岁的毛主席怎么可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哭出声来的,瞬间整个操场像是突然被人拉开了开关一样,哭成一片。坐在前面的老师哭,坐在下面的学生也哭。

为悼念毛主席,全国大小单位企业和学校都忙着布置灵堂,搭牌楼。女同学扎白花,男同学捡松枝,而我,因为有一项会写美术字的特殊技能,被委以重任——到大街上写大字标语。说起来,我学会写美术字,应该感谢当时小学部的孔德琴老师。当时机关农村都时兴在墙上刷标语:“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等,电脑刻字离这个年代还很遥远,公路边水泥墙上白底黑字的仿宋、隶书、黑体,都是用排笔(即油画笔)蘸着涂料或墨汁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刷上去的——不说黄中,整个黄铺会这门“手艺”的,也就三四个人,孔老师位忝其中。墙多,政治运动也多,标语口号就多,孔老师一人忙不过来,就在学生中挑了两个人当帮手,一个是家在粮站的操良(比我高一届,考入美术院校毕业后在南方任某著名报纸美术主编),另一个是我。操良绘画功底深厚,在墙上画报头画连铅笔打稿都不用,直接用彩墨广告色勾勒,而我,则跟着孔老师学会了用排笔在方格内写宋体、黑体、楷体、魏碑等。 “继承毛主席遗志,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后来粉碎“四人帮”,也没少在街头“献艺”,最初尚需先用粉笔勾出轮廓再用涂料描填,后来慢慢摸着门道,直接可以拿着刷子横平竖直“一次成型”了。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这一手曾惊艳于同僚,称几可媲美于印刷体。此为后话。

电脑普及了,纸笔就远了,估计现在的孩子们都不怎么重视写字了。我上学时代能写一手好字是件很有面子的事,也是一件很有实用意义的技能。记得当时黄铺区文化站的陶健叔叔(后上调至县文化馆高就,其夫人李唐根其时亦为黄中老师)曾找我为县黄梅戏剧团刻蜡纸誊抄剧本,剧名叫《天柱烽火》,专门在黄铺饭店开了间房,刻写三天,挣了四块多钱。当时我妈当妇联主任一月工资也不过四十多点,平均下来跟我差不多。在乡下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爷爷听说此事后,深为孙子骄傲:了得么?我孙子这能耐!

能耐大了有时候并不是好事。大约是在初三,我们班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手抄本事件”,就是我太“能耐”惹的祸,差点招致灭顶之灾。

那时候农村有知青点,聚了不少来自上海和安庆的下乡知青,我们经常跑去听他们天南海北胡扯,尤其爱听他们讲抓特务破案的故事(现在叫谍战剧)。我仗着记性好,每次从他们那里听来一个故事,就靠记性记下来,学着看过有限的几本小说的腔调,添油加醋来点形容词,用个倒叙插叙啥的手法,自己看着居然有几分模样,一开始是记在草稿纸上的,后来就写在练习本上,一个故事用一个本儿,还用红蓝铅笔煞有介事在封面画个警察或者女人头像:《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梅花档案》……一本接一本,悄悄在同学中流传开了。最后流传到班主任陈河清(已去世)手里,于是事情就变成了事件。那时候手抄本与反动、反革命基本上是同义词,地下流行已久的《少女的心》以及后来解禁的《第二次握手》,搁在当时都是判刑的罪过,所以陈老师的紧张和惶恐是可想而知的,而我本人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问到我这儿的时候大大咧咧就承认了,还颇为得意地说不是抄是我自己写的。

陈老师听我说自己写的,先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抄的就算不上手“抄”本了,然后是死活不信,听我解释是把听来的故事凭记忆记录下来的,瞪大了眼睛说真不信你有这个牛X,直到我按照他的要求当着他的面把头天晚上看的电影《侦察兵》故事写下来,才一言不发地背着手踱到门口廊檐下,看着操场发了会愣,把冷汗涔涔的我晾在他的办公室里。

 

我不知道是传抄“反动小说”的罪行严重还是自己“炮制”手抄本的后果更严重,反正那几本练习本到了陈老师那里就再也没了踪影,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应该感谢陈老师默默保护了一个少年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后来回忆起来陈老师好像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对我有些另眼相看,经常让我帮着批改低年级同学的作文。

前些日子,中学同学在黄铺村美丽乡村大世界同学聚会时,有记性好的同学还问起手抄本的事,他们至今都以为是我原创,我说我哪有这本事。

那个年代基本的教学秩序被搞乱之后,正常的文化理论课被一些所谓“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代替了——跟农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学扎针学辨认草药、跟附近生产队的农民学开拖拉机修柴油机、到山梁沟壑间学农田水利测量……客观地说,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因祸得福学到一些现实生活中用得着看得见的基本知识。有些东西,附着沉淀在身上,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使用的时候是技能,回忆的时候是情怀——比如在电脑已经普及年代其实已经无用的手写美术字、比如连傻子都会control ccontrol v的今天想想有些啼笑皆非的手抄本。

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2012年跟朋友在云南进行户外探险时,曾经就地采制车前草药汤治好了驴友的急症,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略显贫瘠的教育给我留下的遗产了——车前草,最早我是在黄中校园的排水沟里认识的。

 

一辈子听不厌却不敢听的《祝酒歌》

1979年,“命运的决战”是这一年我们听得最多的话;而李光曦老师唱的《祝酒歌》是我这一年听得最多的歌:“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那一年,从春节后开学一直到我们参加高考,黄中校园的高音喇叭里几乎每天都只播放这一首歌。它的旋律和节奏,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一直与我对黄中的记忆和幻觉死死缠绵。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永不醉,唻唻唻唻……”夕阳西下,倦鸟归林,住宿生拿着饭盆踩着歌声穿过黄土和煤渣,向东,去食堂打饭,走读生在歌声里背着书包三两成群,向西,出校门回家,这画面其实温暖平和,但不知道为什么,欢快而跳跃的《祝酒歌》在我的意识里居然一直有一种伤感和惆怅,就像是弘一法师的《送别》的那种意境。这个奇怪的感觉究竟从何而来,我考上大学离开黄中之后才找到答案——而且,离开得越久,这个答案就越清晰越确定。

高考,上大学,对现在的中学生而言几乎是天然的目标,而1979年严格来说不过是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第一年虽然是77级,实际上1978年春季入学,那一年秋季入学才算78级),我们即将完成的五年半(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半)的中学生活的大部分是社会实践、劳动锻炼和政治运动,坐下来学习语史地数理化只不过是最后的两年时间,基础之差非今天可以想象。所以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即将到来的高考与其说是一个现实的生活道路的选择机会,不如说是被历史碰巧推上了一个胜算渺茫的赌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一年的高考,包括大专在内的录取率仅为6.1%,而本科更是低至2.6%

 

除了整体基础较差之外,中断高考的文革十年中积压的大批社会青年的加入,也使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无形提高,与这些社会阅历丰富、求知欲望高涨、学习自觉性强、对高考与自身命运关系的影响认识明确的历届生相比,我们应届生都是些懵懵懂懂的屁孩儿,能考上是运气,考不上就认命。所以,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自己并没有真正意识这一张纸对我未来的生活和前途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稀里糊涂考上大学,也不算太过分。

终于要摆脱父母的束缚出远门了、终于可以不听妈妈的絮叨了、终于可以不看爸爸的黑脸了——这是我接到录取通知最初的感觉。难以置信的也不是自己竟然要上大学了,而是自己竟然真的要去上海这个大城市了——毕竟那个时候我才刚满十七岁,毕竟高考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离家不到三十公里的太湖花凉亭水库。

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甚至对于中国的认知可能永远停留在1979年那个时空坐标上——黄铺往北是梅城,再过去是余井、源潭……而上海、北京、南京这些大城市的名字,在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眼里,只是地图上比黄铺、潜山甚至安庆都要大好多圈的大圆点,是那些能说普通话的地质队同学的祖籍,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是宣传画上的楼房和红绿灯。

那时候安庆还没有铁路,到上海需要坐轮船,要在长江上漂三十三个小时(返程是逆水,需要多走四五个小时)。船是从武汉出发,安庆只是个途经港,轮船停经时间是后半夜两点多钟。那天晚上,我在长江边等船。看着江面上大小船只载着灯火缓缓来去,汽笛或远或近沉沉低鸣,一切都是我以前从未见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景象,甚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指挥车来车往的红绿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陌生得让人恐惧。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叫安庆的地方离我熟悉的黄铺已经很远,离我熟悉的家已经很远,并且将会越来越远,并且将可能永远地远下去;我可能就此会永远地离开那条上学放学走了多年的山路,就此再回不了那个《祝酒歌》听得耳朵起茧心头发腻的校园……

想家,想回家,想回到黄铺,想回到熟悉的中学校园,想回到熟悉的同学中间,想重新无拘无束操着黄铺话笑骂聊天——这几乎是我大学第一年全部的情感世界,大一,除了思乡,我甚至没有初恋可资回忆。

后来,我考进了学校的广播台,轮到我值班播音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播放《祝酒歌》,熟悉旋律在校园里回荡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眼睛发潮,鼻子发酸,一直到今天,头发都开始白了,再听《祝酒歌》时,总会闭上眼,让那些被夕阳染得金黄的黄中日子慢慢地在脑子里重新活泛起来——看那些去食堂打饭的同学,看那些背着书包走出校门的同学。

 

陈河佬:我和你究竟谁是狼

对于我个人来说,说起黄中,说起中学时代,不能不说到陈河清老师。

陈河清老师是我中学最后一任班主任,也是时间最长的班主任,从初二带到高二毕业。因为国字脸上堆满横肉,刚接我们班时,我们就暗地叫他“毒蛇胆”,当年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里的头号坏蛋,后来为什么大家都叫陈河佬就不得而知了。

前文中提及的手抄本事件只不过是陈老师与我之间无数狗血或不狗血的故事中一个,现在想起来,他对我的感觉大约类似于父亲对不听话却又有些鬼机灵的儿子,又爱又恨。我那时候淘的厉害,还贪玩,陈老师习惯在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之后去教室看着同学学习,而我总能巧妙地在下课铃响与陈老师进门之间的短暂缝隙中溜出去打球或者瞎逛。为了看住我,陈老师干脆让我搬到他的宿舍跟他一起住。本来他的小儿子陈洁跟他同住一屋,他硬是把陈洁赶到学生的集体宿舍跟几十人一起挤。我几次想逃出来,就跟陈洁出主意让他装病,好让陈老师一心疼就把他从集体宿舍接回来,这样我也就解放了。不知道陈老师是怎么发现是我的点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此后再也不敢作祟。

跟陈老师“智斗”我也占过一次便宜。我个子矮,视力也不好,坐在第一排,语文课讲蒲松林的《狼》,说到其一犬坐于前时,陈老师故意盯着我用夸张的语调把译文说了三遍:“其中一条像狗一样坐在前面”,直到全班同学都明白他的意思而哄堂大笑。我等大家笑完了,故意看一眼坐在讲台上的陈老师,再回头看着教室里的同学,慢吞吞地说:笑什么,坐在教室最前面的又不是我。全班安静一瞬之后再次大笑。我以为陈老师得跟我翻脸,没想到他也大笑,指着我的说:小子有点小聪明。

我高考前几次模拟都是数学成绩拖后腿,陈老师很是着急上火,他觉得,让我跟其他同学一样按部就班上数学课是追不上来了,于是就找他先前的学生、当时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到黄中任教的高兴发老师,单独给我补课。高老师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考前两三个月几大本数学题也算没白做,高考时我的数学竟然拿了个文科单科全省最高分,倒是另外科目意外发挥失常,没有拿到正常的分数,没想到原先害怕拖后腿的数学,最后却成了拉分的科目。两位老师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没有陈老师和高老师,决定命运的高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了。

陈老师不完全像他外在形象那么刻板严苛,有时候跟孩子一样可爱。我们上体育课做引体向上,他站在旁边观看,看着看着不由自主入了戏,下意识地跟单杠上的同学一起用力,一会屏气踮脚,一会张嘴蹙眉,一点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全然被他场边忘我“表演”吸引,等到发现我们都忍着笑在看他时,像个孩子似的羞赧地笑了,自我解嘲说:我在向你们解释什么叫“使出吃奶的力气”。

陈老师对于学生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处理起来也不像一般老师那么简单粗暴,颇能体现出他人情味和幽默的一面。一天晚自习时陈老师发现一男生与早恋传闻中的女主角都没在教室,他故意让班里另外一个也有类似传闻的男同学出去找,那男生说不知道他们在哪儿,陈老师慢悠悠地说,你还能不知道?你经常去哪儿他们肯定就在哪儿。当事人被找回来后,我们都以为陈老师会骂娘,没想到他像聊天似的若无其事地问去哪里了干什么了,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幸福。然后长叹一口气说,你们要是谈成了倒也是人生一大收获,考不上大学就把另一件人生大事解决了,问题是你们谈不成啊,那就样样都耽误了唛。

我上大学之后,每年假期都会去陈老师家看望,师生比在学校时更没有隔阂,甚至没了大小,彼此递烟斟酒,其乐融融。大学毕业之后第一年寒假,我给老师买了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乐得他合不拢嘴,逢人便嘚瑟:嘿嘿,学生买的。可惜,好人命短,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三年,老师突发疾病溘然长逝。家里人没有把老师去世的消息当时就告诉我,过年回家时我依然像以前一样给他带了两瓶北京产的二锅头,头年老师就说这酒度数高酒味纯,爱喝。那两瓶酒倒在老师的新坟头上,一点火,就着了。

 

后记

我们高中毕业典礼是在311地质队的礼堂进行的。记得那天下着小雨,从学校到地质队一路上,大家都不像平常出门时那么说笑热闹,好像都突然一夜之间长大了,有心事了。走在身前的女同学雨伞下翻飞的裙裾,连同跟着她们的脚步翻卷的梧桐叶,就像一部文艺电影最后的镜头,很久很久,才淡去,却不是结束。

那天我代表毕业生上台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记得其中有这样的两句:我们栽种的树苗,你知道告别的我们去路遥遥,你要眺望我们走向世界,所以我知道你一定会长得很高,很高。

而如今,黄中校园的梧桐枝连叶接遮天蔽日,我们早就不知道其中哪一棵是我们当年亲手种下的,而我们自己都成了黄中播下的种子,随风散落在天涯。煤渣跑道没有了,土坎泥坑没有了,低矮破旧的平房没有了踪影,整洁气派的楼房一幢连着一幢,脸上写满了青春的孩子们衣着光鲜,笑容动人,这里已经与我们记忆和印象中的黄中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但是我们的血液和呼吸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印记,虽然不可捉摸,虽然不可名状,但它的确真实而强烈地存在着,或许它叫基因,或许它叫血脉,或许,它不需要别的名字,就叫黄中。

一年一年,我们越来越老,母校越来越年轻。纵使如此,我们依然会骄傲而深情地说:黄中,我年轻而美好的十七八岁,永远留在你的怀里。

 

          编者按:这是一篇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我们能读到时代的缩影、岁月的磨砺、人性的光辉。因为整理、排版我在短时间内读了四遍,每一次都有鲜活的感受和莫名的感动。年华易老,奋斗的青春不会老去;环境会变,理想的坚守不会更改。几代黄中人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开发出无尽的精神宝藏,创造、传承、发扬,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